毕节结合各种社会力量，探索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毕节模式”，以期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恒大集团在毕节市大方县援建的奢香古镇

在乌蒙山深处，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一排排簇新的蔬菜大棚整齐地排列着，地里刚种下的油用牡丹苗开始长新芽，栏里新引进的西门塔尔母牛也已经生下了小牛犊。

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住在这里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贫困户们带来了希望。

41岁的龙国权这半年不仅搬了新家，还通过县里专门为贫困户开设的技能培训在烤烟厂找到了一份月薪3000元的稳定工作。之前，由于身有残疾，他只能在家守着4亩薄田，农闲时四处打点零工，全年收入不过几千元，一家5口艰难度日。

近两年来，大方县的贫困户像龙国权一样，纷纷搬离了破败不堪的家，住进了新村，有了更高的收入。

以上这些，都是大方县探索政企联合扶贫以来发生的变化。

“两年来，包括恒大集团在内的企业持续帮扶大方县，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民营企业参与地方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大方县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自1988年成立开发扶贫试验区以来，毕节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探索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毕节模式”，以期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联企帮村”探索

位于乌蒙山区的毕节市是典型的西部贫困地区。毕节市政府的公开数据显示：920万总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数量达92.43万人，全市三分之二的村是贫困村。

“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一直是毕节脱贫工作面临的困局。”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小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因此，毕节市的脱贫攻坚工作一直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毕节建立了扶贫开发试验区。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杨小强说。

毕节试验区建立后，得到了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各方组成了智力支边工作小组，为毕节的脱贫工作献计献策，成为社会力量扶贫的典范。

2009年“同心工程”实施以来，在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的帮助下，毕节建设和引进1242个项目，完成648.12亿元的投资，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5万人次，协调企业签约项目351个，签约金额达到4122亿元。

“社会力量的参与，有力地促进了毕节试验区基础设施、民生事业的建设进程。”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一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这之后，作为扶贫攻坚中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为毕节带来了更为明显的改变。

2016年2月，毕节开始推动落实“千企帮千村”活动，从1981个贫困村中遴选出1000个作为“企帮村”，建立宜帮宜扶项目库。据王一民介绍，目前已经谋划好了2032个“宜帮宜扶”项目，引进358家市外企业对毕节663个贫困村进行定点帮扶。其中，包括恒大集团、金元集团、盘江集团等民营企业。

贫困群众通过贴息贷款可以从恒大集团援建的牛超市里购买西门塔尔牛

民企副总裁挂职副市长

恒大最终选择了毕节贫困人口最多的大方县。2015年12月，恒大与大方县签订整县帮扶协议，计划3年内投入30亿元帮扶资金，帮助大方到2018年整县脱贫。

“对恒大来说，难的不是3年拿出30亿元帮扶资金，而是如何保证3年帮扶期满恒大撤出后，大方县能在整县脱贫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在帮扶大方县的过程中，和政府部门一道探索一条在贫困地区建立可持续的帮扶和发展机制。”恒大扶贫办副主任阮士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帮扶协议签订后，恒大首笔10亿元的帮扶资金到位，同时从集团内部遴选的287名扶贫员工开始进入大方县的各个乡镇和村庄，集团副总裁兼扶贫办主任姚东则挂职毕节市政府副市长，负责恒大帮扶大方相关工作。

“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挂职政府副市长，这在全国范围还从来没有过。这既表明了毕节对恒大帮扶工作的重视，也反映出政府在民营企业帮扶地方工作中的大胆尝试。”姚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大方县委相关负责人也向本刊记者坦陈，当得知恒大派驻扶贫人员到大方各个乡镇和村的时候，他深感意外，“民营企业帮扶一般都是捐款捐物，还从来没有人说要派几百名工作人员到县里来。”

“我们认为贫困地区缺少的不仅仅是发展资金，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能够出管理、出技术、出思路的人才队伍把各项扶贫规划和措施落到实处。”阮士恩说。

恒大扶贫员工到位后，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彻底弄清楚大方县18万贫困群众的具体情况。“这就像企业在产品或业务上市前的市场调研，先把情况摸清楚，才能开展精准扶贫。”阮士恩说。

恒大287名扶贫员工开始在大方县扶贫办建档立卡的基础上，走村入户，进行更加细致的实地调研。

在扶贫员工带回的贫困群众统计册里，本刊记者看到每一户贫困家庭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情况、致贫原因、目前的收入来源、贫困程度、脱贫意愿、未来的脱贫路径选择等信息。

信息收集完成后，恒大将18万贫困人口的基础信息进行数字化转换，并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气候特征、自然条件等情况，建立了一个可实时查询的脱贫资料库。

“只有了解了各个乡镇、村庄的基本情况，才能在产业规划和产业配套时，做到‘一镇一策’‘一村一策’，了解了贫困户的信息，在后面的扶贫工作中才能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阮士恩解释说。

将近一半的资金用于产业扶贫

大方县的脱贫工作始终受困于产业发展。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的产业转型升级，传统的煤炭、电力和烟草这三个产业已无法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而新兴产业又青黄不接。”对此，大方县委领导班子充满了焦虑。

因此，“扶产业”成为恒大扶贫中的核心和关键。

贫困群众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和劳动力，只有依靠发展产业，把贫困群众的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家庭的收入，才能实现脱贫，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恒大帮扶大方的30亿元资金，有近一半是用在产业扶贫上。

“产业发展了，贫困群众才能‘搬得出、稳得住’，实现稳定脱贫，县域经济也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做的不是再造新产业，而是将大方县原有的传统产业做大做强。”该县相关领导强调。

于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大方县和恒大谋划了肉牛、蔬菜种植和中药材经果林四大产业。

以肉牛企业为例。尽管大方县的群众自古就有养殖肉牛的传统，但是其所饲养的当地土黄牛，在肉牛市场上并不占优势。于是，当地的肉牛品种被改良为市场上最受欢迎、附加值最高的安格斯牛和西门塔尔牛，同时扩大养殖规模，在此基础上，引进上下游企业，打造了一条完整的肉牛产业链。

数据显示：目前，恒大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296 个肉牛养殖基地、22 个蔬菜育苗中心、10223 栋蔬菜大棚，和县政府一起动员贫困群众发展种植10.6 万亩蔬菜、10 万亩中药材和经果林。

用龙头企业敲开市场

建好了牛栏、引进优质肉牛品种，接下来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可持续的扶贫机制，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由其负责运营和掌控市场。

在蔬菜产业方面，恒大集团引进了地利集团，因其掌握着全国蔬菜交易市场的信息平台。“什么季节什么蔬菜好卖，能卖多少，它最清楚。”阮士恩说。

在肉牛产业，则由恒大牵线引进了中国标准化养殖及肉牛品种改良领域的领军企业——中禾恒瑞集团，通过其市场化运作，做好安格斯牛的养殖、繁育和未来的肉牛销售。

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政府负责土地流传、动员群众其他政务服务，恒大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和龙头企业引进。

据阮士恩介绍，目前大方县各蔬菜育苗中心每平方米的建设成本为2000元，一个育苗中心的建设费用就达7000万元。

龙头企业对市场的把控，已经让大方县尝到了甜头。据介绍，目前大方县的绿色蔬菜已经卖到了贵阳、重庆、广州等地。“未来肉牛产业效果显现之后，会带来更大的改变。如目前大方县已经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安格斯牛繁育基地，将来国内企业要大规模养殖安格斯牛，就要到大方来引种。”阮士恩说。

目前，大方县政府和恒大集团已经围绕四大产业引进 43 家上下游龙头企业。有了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庞大的种植、养殖规模，将来会有更多的下游深加工企业到大方县来，从而形成产业集聚。

用合作社组织群众

“为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我们成立了各种专业合作社，一是要解决他们缺技术的问题，二是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实现规模经营。”大方县委相关领导强调。

恒大为群众买牛的贷款提供3年贴息。同时，为了降低贫困户的风险，大方县政府负责为每头牛购买农业保险，并给予多项资金补助。

恒大三十三村养牛合作社经理吕东岩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自己饲养的话，一般来说3年可出栏2头肉牛，预计净赚2万元。此外，还可以把牛寄养在合作社，每年可收入1600元分红。同时，还可以种植高产牧草，每亩地年收入2000元。

“这样算下来，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每年就可以收入3万元左右，人口不多的话可以实现初步脱贫。”有人这样分析道。

而恒大将蔬菜大棚等基础设施建好之后，便将其移交给大方县政府，然后由政府确权给贫困群众，群众以其入股合作社，就可以拿到分红。

产业发展起来后，农民的收入来源也增加了，包括工资收入、土地流转收入、农产品销售收入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入股分红。

由此，通过大方县与恒大的政企联合探索，形成了一套民营企业帮助地方脱贫的模式。

大方县政府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目前恒大集团的扶贫措施覆盖到全县80%的贫困人口，截至2016年底帮助大方8.05万人实现初步脱贫，占总脱贫人口的45%。

2017年5月开始，恒大将帮扶范围从大方县扩大到了整个毕节市。

“我们计划增加80亿元扶贫资金，并且已增派1821名优秀员工，加上大方县原有的287名扶贫队员共计2108人的扶贫团队深入到毕节的各个县、乡、村开展扶贫攻坚。”阮士恩说。